中国是茶祖之国，也是茶文化的起源地。电视剧《茶颂》以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中国历史最初转型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为时点，以中国、印度、西方大三角及北京、云南、西藏中三角，昆明、大理、普洱小三角为空间，生动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深重背景下的中国茶文化的多舛命运、中国茶产业的饱经风霜、中国茶农的悲欢离合、中华民族的负重前行，充分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内涵，深刻揭示了中国茶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从而触动了茶神经、触摸到了茶脉搏、张扬了茶精神，令人惊心动魄，并痛定思痛、警顽起顿，既为之自豪，也“哀其不幸”，更喜其奋起抗争与鼎新，看到了它的光辉前景。

这部作品以讴歌团结与维护统一、礼赞文化与颂扬情义、崇尚文明与坚持进步为主题，充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激荡着昂扬奋进的精神，对从京城到昆明、大理、普洱、拉萨，从汉族、满族、藏族、白族到布朗族、傣族、哈尼族、彝族、佤族、基诺族，从皇帝、总督、驻藏大臣、知府到普通商人、贫民百姓、贩夫走卒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旗帜下排除干扰、求同存异、共度时艰的壮举进行了宏大的叙述，并具体设置为布朗族女子南波娅与勐撒傣王的婚姻，普洱府各族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反抗官府压迫的同生死、共患难，以及云南边地与朝廷间通过贡茶等而建立的政治关系，滇藏间借边茶而强化的国家认同，云南各地因茶产业及茶文化而交织为一体的共生性，朝野进步力量共同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维护民生所做的努力。从而，它所张扬的爱国主义，有自尊、自豪、自信，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意识，闪烁理性之光，绝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排外。这样的爱国主义深厚庄严、温润雅致、从容淡定，一如中国茶的品性。这样的爱国精神，能够呼应全人类的利益诉求，在尊重与被尊重中“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乃是中国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石，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全世界和平发展的福音。

礼赞文化、颂扬情义是《茶颂》的又一主题内容。而且，这一文化主要是茶文化，这一情义乃是大情与大义。它所涉及的茶文化，包括茶政、茶制、茶市、茶史、茶经、茶文、茶艺、茶技、茶俗、茶具等多个领域，关乎茶之种植、加工、流通、保存、饮用、审美等多个方面，触及开发、利用、传承、推广等多个层面，并被一一组织于故事之中、渗透在人生之间，将其历史、际遇、内蕴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说，在国际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茶起源问题，于此以托马斯发现有关玉兰科古茶树化石而有了定论：中国才是茶及其文化的祖地；关于《华阳国志》等对贡茶历史的记述、陆羽《茶经》等对中国茶文化精华的阐释，均借助秦公公、段子苴等的吟哦、对白作了精彩的呈现；关于中国各种名茶及普洱六大茶山的知识、趣闻以及茶与水之关系、茶与意之联系、赏茶标准等，通过贡茶比赛大典和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茶宴两个场面一展风采；关于种茶、采茶、拜茶神、压茶、焙茶、沏茶等民俗活动以秦公公亲历景迈山的所见所闻巧妙展示，堪称用神来之笔说尽茶业无限事，挖掘了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内涵，立体、多角度彰显了中国茶文化的多重价值，起到了俯瞰茶文化历程、点化茶文化精神、普及茶文化知识、唤醒茶文化主权意识、维护茶文化安全，以重振中国茶文化雄风的作用。

《茶颂》并非言情作品，却充满了对人间美好情义的描写，并始终将林林总总的男女之恋、亲子之爱、师生友谊、同党关怀、主仆相守、民族相亲都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旗帜进行审视，凡符合这一大情大义者，均予以真诚的肯定、高度的评价，令其超越私性灿然生辉，凡违背这一大情大义者，虽手足之间如同冰炭，凡同胞关系亦断然离析，并予以无情抨击，真是凛然大义，决不沉溺于卿卿我我、儿女情长，更不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以情害义。这些义利与情义价值关系在主人公段子苴身上处理得最为成功。他与父亲段寿苍的父子情不惟靠血缘来维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怀振兴国茶之梦想；他与乌云珠的恋情，源于他的清正廉洁、以民为本、以国至上、志存高远；他与南波娅终成秦晋之好，既有青梅竹马的基础，更因为他们在护茶山、保茶民、反侵略、抗压迫、斗贪官、拒奸商的过程中心心相印、互相声援；他与托马斯的友谊建立在一同对科学的服膺，以及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之前提下；他与陈敬的忘年之交，主要出于他们都致力于维新求变、同挽国难；他与丹珠大喇嘛力办边茶，是由于他们都有此举关乎稳定藏区、巩固边防、强化西藏与内地一体化作用之共识。而段子苴曾经与钱春阳矛盾重重，就是因为这位舅舅见利忘义、连铸大错；他之所以与巴图鲁父子为敌，乃是一方代表革新、一方代表守旧，一方以天下为己任、一方以利己为根本。与之相似，托马斯与哈里叔侄的恩断义绝、巴雅尔与乌云珠兄妹的反目成仇，也都由于他们的情义取向相左、甚至根本对立。尤为可贵的是，在张扬大情大义的背景下，作品对“好人”的“毛病”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对“坏人”的“人性”也给予了适度的表现，从而有了矛盾辩证、转化的可能，并有了段子苴对钱春阳浪子回头的宽恕、南波娅对刀昆罕回心转意的示好，以及巴图鲁对乌云珠的舐犊情深，突显了人性及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

崇尚文明、坚持进步是这部作品的鲜明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茶文化振兴的主题是，在确保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大胆学习与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加工、管理、经营技术与理念，革除不利于茶产业及茶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与世界同步增强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确保茶祖之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文化品质。对此，以光绪、陈敬、段子苴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慈禧、巴图鲁、巴雅尔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皇帝遭禁；段子苴茶政改革失败，他虽成功阻止英帝国借印度茶染指雪域高原，却入山成为茶农。反之，巴图鲁被免官、流放新疆，巴雅尔血债累累、死于亲妹妹的刀下，乌云珠舍身救恋人、殒命于黄泉，秦贵在累累罪行告破之后被社会彻底遗弃，秦公公被赶出宫廷、守陵终老。也就是说，除了普洱“青山依旧在”，所有人事都归于悲剧。正如鲁迅把封建社会归结为“吃人”一样，它深刻揭露了晚清社会腐朽透顶的本质，强化了崇尚文明、坚持进步才能救国救民、振兴茶业及茶文化之必然性，诚可谓“入木三分”。

可以说，《茶颂》正是通过对以讴歌团结与维护统一、礼赞文化与颂扬情谊、崇尚文明与坚持进步为内涵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以茶业命运为线索、以茶人为主体、以茶文化为对象，深刻描写了世纪之交的时代风云及时代精神，在新旧两种势力的较量与斗争中揭示了“新桃换旧符”的历史必然及中华民族必然披荆斩棘走向光明的发展趋势，发出了求光明、求进步、改善民生、改良茶业、振兴茶文化、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特别重要的是，作品不是平视、更不是俯视，而是仰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在茶业及茶文化领域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以生命的谱写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保卫家园与守护边疆、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反对民族压迫与争取独立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他们的生活美、风俗美、心灵美给予尽情的歌唱，使观众确信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是国家之幸，各阶层、各行业、各派别大团结、大联合才是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之本。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将迷失人生的方向；谁不珍惜这一点，谁就将被历史的发展所抛弃；谁破坏这一点，谁就将被社会进步的车轮所碾碎。而且，《茶颂》所反映的边疆与内地、民间与官府、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血肉联系，不仅借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力量，还充分发挥了传统的、文化的作用，从主题到立意、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所生发的都是正能量，令人心魂激荡。

在艺术上，《茶颂》结构庞大、题材重大、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生活基础、充分的知识储备、雄大的社会视野、宽广深厚的人类情怀，把言情、玄怪、宫廷、文化影视剧的各种要素、形式、手段巧妙融为一炉，实现了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最佳统一。当然，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并非没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说，段子苴虽然光彩照人，但不免过于理想化、过分高大全，有伤于他的典型意义；他留学海外又遍历内地各大茶产地，精通中国茶史、茶文化，又广识当下世界茶叶状况，既是清官廉吏又是儒生神探，集一切优秀品质与才华于一身，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另外，对茶文化无所不包的渲染，虽能显示作品的文化厚重与力度，但也容易产生炫耀学养、卖弄知识之嫌。如果能对这些加以完善，《茶颂》之思想文化内容必能与精良的艺术表达实现更好的结合，从而增强其感染力，产生更好的效果。

总之，《茶颂》是一部表现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的大制作，它以鲜明的主题、深刻的思想性、厚重的文化性、精湛的艺术性，颂扬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颂扬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颂扬了边疆各个民族对祖国的多重贡献，颂扬了中国茶文化的灵魂与品性。它所体现的是中华儿女热爱和平、独立、自由的坚强意志，以及维护团结、统一、和谐的美好愿望。它所昭示的是伟大祖国光辉的未来与美好的前景。